序一
張建雄先生是本人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就讀時期的學長。在校期間，雖面識其人，並不熟悉，更説不上往來了。級別不同，學科有異，是很自然的。六、七十年代在農圃道的新亞書院，學生人數才不過幾百人，校舍仿如現今香港一間像樣的中學而已。所以，全校老師同學大都認識，最少有印象，這也是事實。何況張師兄是學校的運動健將，鋒頭甚勁。是近二十年，他活躍於著作界，我從事出版，才來往日密。
建雄師兄是銀行家，且因工作而長期寓居世界各地；退休後，更如自由飛翔的候鳥，時而上海，時而巴黎，時而世界各地旅途中。一年幾回，或鳥倦知還，或講學探親，返抵香港。近十年，每次返港他總約聚。雖見面機會不多，每相聚，有談不完的話題：談時勢，談旅行、談管理、談著作，談文化。同是農圃新亞舊侶外，我們職業雖然不同，卻都是"跨界別人"，以上"五談"也都是我們的同好和嗜談的。
這回建雄兄要出版結集《讀史觀世》，囑我寫序，並明示因我是讀歷史的。該書內容雖談論的仍是他本行世界政經，但不少篇章談的卻是歷史，尤其專章申述新亞創辦人、史學大師錢穆先生的史學思想和評論時勢的慧見遠識。通讀全書樣稿，其實不囿於專章闡述賓四先生和南懷瑾的史學和思想，且在談世界政經文章中，貫穿其間，是豐富的歷史知識和飽含歷史意識。建雄兄以前談政經的文章，學術觀點而外，時穿插個人親聞親見親歷的思考，這是他著作的特點，也是他眾多的讀者所以喜讀樂聞的原因。這本著作如斯富有歷史意識和重視歷史觀點，對我來説，自然要先睹為快，也謬謬然答允寫序了。
這裏，無意從歷史的內容與角度，去介紹和討論該書，序者實無此方面的學養。只從"歷史"作為切入點，談些想法，以就教於著者和讀者。
農圃時代的新亞書院的學制，大學一年班學生，不管學系，都要修讀"中國國文"和"中國通史"。相信當時的學生，對此兩門課，大都有可有可無、被迫修讀的感覺。新亞書院的"大學國文"，中，並且要通讀專書《孟子》。在芸芸眾多的中國典籍中，為何要特選《孟子》，當時的我們自然不甚了了。日後，我才曉得，同時期的台灣大學，所有大學一年班學生，都要修讀''中國歷史"和"大學國文"，"大學國文"中也選讀專書《孟子》，文學院生更要多讀一本專書《史記》。兩者課程設計，何其類似，自有教育的深意存焉。如果説新亞書院其時的課程設計，是出於守舊"土學者"的"老套"，然而其時主政台大的，不説校長傅斯年是留學德國的，其他重要教授如毛子水等等都是留美的，校內也不乏"五四"以來被目之為"洋派"和"西化派"的學者。一相對照比較，用不着詳細去説明，可思過半其矣。由之就可以認識到，其時新亞和台大的主政者和學者，真懂大學教育的宏旨，人才培育的真諦。大學生是一個國家社會的精英，不管日後從事何種行業，都是國家、社會發展的主導者。作為中國人的大學，學生之修讀中國歷史和中國國文，絕不囿於是一門學科知識，也不等同於別的學科。本國歷史和國文，關乎一個民族文化和精神價值的傳承，這是社會精英不能不認識的。歷史也是關乎人類社會透穿時空的一門知識和學問，是訓練人才綜合思維和人文學養的一門學科，只要生息在人類社會中，尤其要擔當管理者，更是不可或缺。當前中、大學教育的主政者，純從教育專業與技術去看待歷史科和語文科，其不背離人才教育之原理，難矣！
我不諱言，張建雄師兄於今的"立功"與"立言"，除了是個人的才賦、努力等因素外，實得益於農圃新亞的着眼於全才培育、重視人文學養的教育宗旨和課程設計。所以他的著書立説，具有視野開闊，富歷史感，洋溢人文學養，懷抱文化精神的特點，固能軼出一專業一專家的局限。
敝序無增益於建雄師兄大作的闡述，只申述一些個人的感慨，這要向作者和讀者告罪的！
陳萬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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