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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與韋伯的五個對話

儒家與韋伯的五個對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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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簡介

經濟倫理的對話
財富思想的對話
支配類型的對話
理念類型的對話
決策倫理的對話

  《儒家與韋伯的五個對話》為跨越政治、經濟、宗教與方法學等領域的思想史學術創作。葉仁昌教授累積了將近三十年的思考與體會,很大膽並充滿創意地,對儒家與韋伯(Max Weber)開展了五個批判性的對話。包括了清教徒與東亞的經濟倫理、欠缺無限利潤心的儒家財富思想、道德型正當性的支配類型、義利之辨的四種理念類型,以及何不曰利的決策倫理省思。藉此,不只重構了韋伯若干論述的框架,也爲儒家提供了新視角下的不同詮釋。

  韋伯是一位經典的大師,葉仁昌教授卻不只具體地指出韋伯對儒家的理解盲點,還應用韋伯的方法學來新論儒家,更試圖補足韋伯對儒家在研究上的遺漏,完成韋伯未竟的探索,甚至重構韋伯有關支配類型的框架。當然,在這樣的過程中,儒家也因為新的視角而得到了不同詮釋。
 

作者介紹

作者簡介

葉仁昌


  1957年出生於澎湖。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。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退休教授,仍兼授中國政治思想史、政治社會學以及中國管理哲學等課程。主要著作有《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》、《邁向台灣神學的建構》、《儒家的階層秩序論:先秦原型的探討》、《獨唱的男人:隨想手札》等。
 

目錄

序言
第一章:經濟倫理的對話:入世抑或現世?
前言:儒家不利於近代資本主義?
一、理論與思辯層次的質疑:內在超越說
二、經驗與實踐層次的質疑:通俗儒家說
小結:韋伯有錯,但仍站在那裡!

第二章:財富思想的對話:無限利潤心?
前言:經濟倫理的重大遺漏
一、貧窮不是美德的條件
二、士君子同樣可以求富
三、道德對財富的主體性
四、中庸式的財富階層說
小結:儒家欠缺無限利潤心

第三章:支配類型的對話:道德型正當性
前言:以韋伯的架構為參照
一、儒家有正當性觀念嗎?
二、儒家與法制型支配
三、儒家與傳統型支配
四、儒家與卡理斯瑪支配
小結:道德型正當性的試擬

第四章:理念類型的對話:義利的四種模式
前言:純粹類型的應用
一、取代模式:「以義斥利」
二、條件模式:「先義後利」
三、化約模式:「義即公利」
四、因果模式:「義以生利」
小結:義利的雙重定位

第五章:決策倫理的對話:何不曰利?
前言:高明巧思下的難題
一、危險引信:衡量利弊得失
二、政策意圖與結果的不一致
三、狂信下的手段與後果問題
小結:利益思考的必要性

參考書目
 

序言

  自從研究生的時代以來,就被韋伯(Max Weber)所深深吸引。而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,好幾次驚覺自己的思索竟跳不出他的脈絡和手掌心。從來沒有一個學者這樣緊扣住我,又對我影響如此之深。

  至於儒家,我在欣賞西方思想之餘,向來對它不屑一顧。只是基於教學和升等的需要才去探其究竟。初衷原本旨在批評,論證的結果卻出乎意料地,屢屢發展出對它的許多肯定。

  二、三十年來,我就一直在儒家和韋伯的世界裡,深呼吸、困惑、驚訝和嘆息,這裡碰撞突破一下,那裡又摸摸鼻子回頭。這一本書《儒家與韋伯的五個對話》代表了一個探索的總結,也應該是我個人學術生涯的某個高峰。我自信對韋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,以及別出心裁的應用;而我對儒家的詮釋也不拘泥於古意和標準答案。我期待能扮演一座橋梁,連接儒家和韋伯,並因此展現出各自不同的面貌和新意義。

  用心的讀者不難發現,在儒家與韋伯的對話交錯中,我這本書的一個特點就是很「大膽」。韋伯是如此經典的大師,而我卻不只具體指出他對儒家的理解盲點,還應用他的方法學來新論儒家,更試圖補足他對儒家在研究上的遺漏,完成他未竟的探索,甚至重構韋伯有關支配類型的框架。當然,在這樣的過程中,儒家也因為新的視角而得到了不同詮釋。

  這些「大膽」應該算是一種新創和突破吧!當然,批評和爭議也必然是難免的。但是否成功、又有多少貢獻呢?就交給讀者自己評估了。不過我深知,有某些社會學者自認為韋伯是他們家的專長、甚至是勢力範圍,以至於光是看到這本書的標題,恐怕就讓他們反感和不爽了。對於這種目光如豆又自以為是的學術生態,我已習以為常,半吊子的韋伯「專家」太多了。我唯一想提醒的是,韋伯不僅是社會學家,同時也是精湛細膩的歷史學家,以及經典級的思想家。而我將儒家與韋伯相提並論,也不是我的硬拉亂扯,而是韋伯自己深感興趣、多次提及,又引致爭議或語焉不詳的重大課題。

  在本書討論的五個對話裡,其中有三章的基本骨幹曾經發表在中央研究院的《人文與社會集刊》、台北大學的《行政與政策學報》,以及臺灣大學的《政治科學論叢》,它們是三篇TSCCI等級的論文。這當然已經是一種肯定了。但我更期待的是,將它們整合在本書的一個新架構裡時,讀者能從中看到一個更廣闊、更有意義的視野與突破。迄今,在中文的出版品裡,我還沒有看過其他學者做過類似的事情,或有任何一本對儒家與韋伯進行比較系統性對話的著作。希望讀者能在閱畢本書之後,體會這是值得進一步開發的課題。

  不過要向讀者抱歉的是,由於筆者對德文外行,無法採用韋伯的德文原典。但所幸的是,已有若干中英文譯本在學術圈中有相當評價、嚴謹,並一再審訂。雖然從德文專業來看,這些中英文譯本仍有一些爭議,但就筆者所引用的部分而言,其正確性應該大致是可以接受的。

  這本書能完成、歷經漫長而嚴格的審查並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,我要感謝的人太多了。不過,寫漏了,有歉疚;寫多了,是累贅,就都略過吧!幾十年來,我一直是獨行俠的特質,從不呼朋引伴,也沒有多少黨友;我唯一有的就是自得其樂。2013年初,我從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退休了,但還兼任「中國政治思想史」的課程。很多人以為該享清福了,但對我而言,退休只是為了擺脫評鑑下「學術自我」的疏離,是為了重拾知識分子的尊嚴與使命。不退休,人生恐怕只剩下評鑑;退休了,寫作的人生才真正啟動。

  這本書的完成和出版,就我個人來說,正代表了這樣一個里程碑。它既是我過去漫長學術生涯的一個探索總結,同時也標示著我的一個使命新階段的起點。上路吧!
 

詳細資料

  • ISBN:9789570845976
  • 叢書系列:聯經學術
  • 規格:精裝 / 248頁 / 14.8 x 21 x 3.47 cm / 普通級 / 單色印刷 / 初版
  • 出版地:台灣
 

內容連載

第一章:經濟倫理的對話:入世抑或現世?

前言:儒家不利於近代資本主義?


韋伯的力作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》代表了一個重要意涵,即將馬克思(K. Marx)的唯物史觀徹底倒轉,改從精神層次的思想信念入手。韋伯一方面希望人們「理解觀念是如何成為歷史上的有效力量」(Weber著,1991:68),但同時卻拒絕成為一個文化決定論者(1991:146)。長久以來,韋伯對於思想背後的歷史發展和社會基礎,始終予以高度重視並大量論述,稱之為文化決定論或唯心論者,實為最嚴重的扭曲。舉凡貨幣、城市、行會、科層組織、親屬結構和法律,都經常密集地出現在韋伯的討論中。但無論如何,韋伯至少高張了經濟發展背後的文化因素。

然而,當場景移到了深受儒家文明所影響的東亞,為何東亞會在現代化中歷經了讓全球稱羨的經濟奇蹟?當然,若干國家政策、經濟要素與國際條件都是關鍵,但其中沒有文化因素嗎?若是有,是否即為儒家倫理?遺憾的是,早已在20世紀初,韋伯就斷言了作為文化因素的儒家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利。雖然韋伯並未認為儒家是阻礙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唯一因素,甚至也沒有說它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。但韋伯是怎樣論證的呢?而他的此一斷言是否正確呢?

以韋伯的學術分量,此一斷言當然激起熱烈的討論和質疑。它可以是本書展開儒家與韋伯對話的最重要切入點。在以下的篇幅中,筆者將逐一析論兩種不同的主要質疑。其一是從理論與思辨層次來駁斥的,它訴諸儒家的內在超越性;其二則是從經驗與實踐層次來挑戰的,主張一種所謂「通俗的儒家」(Vulgar Confucianism)。

壹、理論與思辨層次的質疑:內在超越說

先來說第一種質疑,它認為韋伯錯誤地看待儒家在個人與世界之間缺乏緊張性,因而低估了其自傳統與因襲中解放、並發展出經濟理性主義的力量。

一、觀點與論證的鋪陳,韋伯說了什麼?

原本,韋伯的相關論證是從對比西方中世紀的修道主義以及「出世」精神開始的。他指出,諸如喀爾文主義(Calvinism)的基督新教,在信仰態度上呈現了一種獨特精神,即所謂的「入世制慾」(inner-worldly asceticism)。簡單地說,就是將信仰中的敬虔落實在日常生活的具體行為中,而不是在修道院裡冥思祈禱。韋伯很傳神地描繪道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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