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序
這本為《今天》編輯的專輯終於要出單行本了。
今年初春,我離開有些寒冷的北京,經多哈,往約翰內斯堡。這是我的第三次非洲之旅了。行前,北島幾次電話,都是督促我儘快完成為《今天》所做的專輯。按他的說法,專輯的目的,是以作者個人的經歷和思想軌迹,以小見大,呈現時代的變遷。雖然我按期收到寄來的《今天》雜誌,但大約是為了給我一點編專輯的啓發,也為了給我一點壓力,北島不惜重複地將新出版的張承志專輯、徐冰專輯、李零專輯和韓少功專輯一一送給我。從一年前說定編輯這份專輯起,他的督促電話就沒有斷過。這些已經出版的專輯如此精彩,真讓我難以着手。去年夏秋之間,我將自己的舊作統統交給編輯經驗豐富的何吉賢,拜託他從這些舊文稿中選擇若干,按照《今天》的要求,編成專輯的模樣。吉賢慨然應允,給了我很大的鼓舞。
但北島說:至少有一篇必須是沒有發表過的作品。這篇作品便是收錄在文末的〈紀念碑的限度,或真知的開始〉一文。至少有兩年吧,文章初稿一直存在我的電腦裏。這次登機之前,我匆忙將一些相關資料隨身帶上,在往南非的航程中,開始修訂和增補。借着微露的舷窗透出的天光,我一路沉浸在15年前的舊事中,不覺間已經飛越亞洲和海灣地區,到了另一個大陸。在約翰內斯堡期間,除了幾次演講和交流之外,便是四處訪問,從約翰內斯堡到索維托,到處都是種族隔離的遺迹和反抗鬥爭的紀念碑,歷史的一頁似乎翻過去了,但新的排外浪潮讓人覺得翻過去的那一頁依舊停在半空,彷彿隨時復燃的死火。在憲法山(Constitution Hill),我躑躅於關押甘地和曼德拉的囚房,思考紀念碑的意義。夜晚歸來,滿天的星斗,除了臨近街上的酒吧裏偶爾傳來喧嘩的人聲,街道寂靜無人。我偶爾想,若是在這兒,而不是在往返柏林和北京之間的旅途之中,起筆寫這篇關於猶太人的故事,感覺或視野或許都會有所不同。可惜交稿在即,我已經來不及將自己在非洲的所感組織在寫作之中了。
學術生活大多沉悶乏味,即便自覺有趣,要想感染別人實在是很難的;沉浸其中,往往被問題牽着走,下筆枯燥,不能顧及文辭。我偶爾寫點隨筆性質的東西,多半因事而起。一是紀念逝者,感懷舊事;一是完成新作,草成序跋;一是行旅之中,記下一點痕迹。筆端忽而有了感情,文字有所靈動,多半與此有關。平居時期,沉潛於研究工作;遠遊的時候,閱讀、觀看、交往的對象都有所不同,連早已遺忘的人與事,點點滴滴,浮雕一般,降臨在遠離家鄉的夜晚,窗前燈下,或者黑暗之中,與我相伴。記得第一次去非洲的熱帶雨林和大草原,叢莽和森林之間,危機四伏:尼羅河中鱷魚河馬,森林之中封豕長蛇,叢莽草原獅豹象牛,即便是豺狗,也是招惹不起的。我彷彿覺得自己身體裏的自然被第一次喚起,那種遏制不住的亢奮,連帶着原始的恐懼,讓人晝夜不眠。我忽而覺得,那是我初生時的感覺,是在成長中被不斷剔除的能量。初生時連記憶也尚未出現,但這些感覺卻蟄伏於身體的最深處,難以察覺。在森林草舍的昏黃燈下,我展筆記錄未曾經歷的感覺,如此分明,卻無從着筆。這是遠遊的成果,因脫離生活的常軌而產生的記憶和回想。漸漸地,我開始習慣這種周而復始的狀態,甚至習慣攜着書本負重旅行,在別處進入寫作。除了查找資料等研究工作外,由旅行而創造的距離,對於思考──包括對於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的反思──而言,似乎也有意義。
1996至2007年,前後11年半的時間,我應董秀玉之邀,擔任《讀書》的編輯,也因此陸陸續續寫下了許多「編輯手記」。這是我寫作生涯中的「例外狀態」。早幾年,曾經有出版社來聯繫黃平和我,希望將我們陸續寫下的文字單獨成冊,我們也為此做過討論,但終因各自奔忙於新的工作而無暇顧及,一再耽擱,怕是連邀請我們的編輯也已忘卻了吧。編輯工作如流水,日日奔湧不息,每月一篇,多半在發排的前一夜才能倉促成篇。手記篇幅短小,內容不一,謀篇布局、講求文辭都是從容的產物,而我們的手記多半因應正在發生的變化,一星半點,急就章而已,唯有折射時代的氛圍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。我們編輯《讀書》的十餘年,不但中國和世界發生着巨變,而且我們自己、我們身處的所謂知識界,也日日分化組合、糾纏搏鬥,曾被人譏為「杯水風波」的思想爭論,竟然演變為全國性的軒然大波,恐怕並不是幾個文人的不安本分使然。我們所寫的「編輯手記」多半因時因事而起,限於周遭的氛圍和編輯的身份,或喜或悲或怒或諷,都不能像普通作者一般傾瀉而下,總是有所節制,力求客觀,即便暗含褒貶,偶爾推敲修辭,多半起於顧忌而非炫耀文字。其實,中國文學傳統中的所謂怨而不怒、哀而不傷、婉而多諷,在其初期,恐怕不是出於辭章之講究,而是情境使然,久而久之,卻成為一種審美的習慣。我達不到這樣的境界,難免氣急敗壞,但身為編輯,不得不時時克制自己,不知不覺間,也會有所謂「曲筆」。無論如何,留下幾篇手記,錄此存照,算作一段證言,也還合適。這次出版專輯,吉賢特意選出一些「編輯手記」編成一組,在文體上也算別具一格。
對於文章及其體式,我一向信奉曹丕的說法:「夫文,本同而末異,蓋奏議宜雅。書論宜理,銘誄尚實,詩賦欲麗,此四科不同,故能之者偏也,唯通才能備其體。」(《典論.論文》)我喜歡邏輯嚴密、史料詳備的文字,對於搖曳多姿的文辭,雖有閱讀的雅興,卻很少入勝的感覺。作為編輯,對於圓通簡練、靜穆幽遠的作品是不能忽略的,但我得坦承自己最重視的仍然是洞見和新意,以及在這洞見和新意中呈現的作者的胸襟、品質、情懷和世界觀。就文字言,讀所謂學者散文,多半不及讀詩人、文學家的文章有趣;現在居然將這些「閑筆」結集成冊,並在《今天》出版,惶惑之感,在所難免。但是,相比於研究性的作品,在我的寫作中,這些文字或多或少可以呈現一個如我一般的行者所走過的道路,透露思考和研究過程中的一些動機或契機。這或許也就是《今天》編輯出版這套專輯的用意所在。想到這一點,心也就漸漸地沉靜下來,連窗外貢多拉船夫的歌聲也聽得分明了。
2015年4月19日於威尼斯